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者：佚名

　　后危机时代的生存之道

　　汽车业是中国制造的一个缩影。

　　中国已经跃升为全球第一大汽车生产国。但今年以来，自主品牌的汽车却遭遇“寒流”，业内人士悲观预测，两三年内“一半自主汽车企业将不能存活”。

　　一旦经济形势下行，市场竞争加剧，低质低价的自主品牌立刻遭到消费者的厌弃。董事长尹同跃反思奇瑞“多品牌战略”的失败经验说：“入门级都没做好，怎么能做好高端产品？走还没有完全学会，跑起来一定摔跤。”

　　这家曾被称为“造车疯子”的企业，如今在汽车业的寒冬中开始“蹲马步”，严格按照汽车正向研发体系，一步步培育自主造车研发能力。他们自己比喻，正处在二万五千里长征最艰难的时刻。

　　一位资深企业人士这样形容中国制造的“转型之困”：未来十年跟过去十年会有很大不同，企业不能再以水涨船高的方式发展，“水就是经济，船就是企业，以往无论你是不是好船长都无所谓，都能浮起来”，但未来十年不会这样，“水不一定会涨得那么快，或者会停在一个刻度上”。

　　在三一重工，经历了工程机械行业狂飙突进的扩张之后，这家一向高调的企业也开始学习“休养生息”。他们谨慎地把年度销量增长预期从40%下调至10%，而过去五年平均增速68%，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增幅仍达50%。

　　“以速度论英雄”的时代过去了。一直在超车道上行驶的三一重工开始减速。他们着力调整组织结构，精兵简政、加强培训，试图通过对总部“瘦身、放权”，让公司从一艘“航空母舰”变成“联合舰队”，以便从容应对即将到来的风暴。

　　全球最大的集装箱生产企业中集集团所面临的调整风暴同样猛烈。中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净利润比去年同期下降55%～75%。

　　不过，集装箱行业早在三年前的风浪中就学会了“蹲马步”。中集集团下功夫搞技术升级。他们花了超过行业平均成本一倍的价格建成了一条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线，力求改变集装箱传统生产模式，打造面向未来的“梦工厂”。

　　据称，该生产线投产后年产量将提高50%，单箱耗电下降20%，生产中排放的有害气体95%可回收利用。传统集装箱生产线上，多是重体力劳动，90%的岗位员工35岁就干不动了，而“梦工厂”采用高度自动化生产线，90%的岗位可以干到60岁退休。

　　中国钢铁产业在享用了当初4万亿元的“大蛋糕”后，再次进入下行通道。行业负利润已持续半年，中钢协披露今年前5个月大中型钢企利润同比减少了56.9%。当业内盛传“1公斤螺纹钢的价格只有1公斤猪肉的1/5”时，据说武汉钢铁厂已经开始养猪了。

　　江苏沙钢集团董事局主席沈文荣在一家业内知名的杂志上撰文称，“不要傻乎乎地指望着经济短期复苏”。他判断，中国正由过去30年短缺经济向过剩经济时代转变，因此“决策思维要调整，还停留在过去30年要犯大错误”。

　　他强调，中国企业要从粗放型生产向精细化生产转变。“过去30年，只要烧出钢，都能卖出厂，烧得好也能卖，烧得坏也能卖，现在产品要质量好，不能做到更好，就别投产项目。”此外，以前大干快上能成功，不用太细，抢先机大干，“如今不行了，要科学严谨，仔细论证”。

　　在中国这个年产6.8亿吨钢的大国，“钢铁大王”沈文荣认为度过危机的方法之一，是发展“非钢产业”，“尝试投资，但不放弃主业”，而且“只参股，不控股”。他表示沙钢绝不会自己养猪，但“我投资养猪业是可以的”。

　　这些典型的中国制造企业，都在后金融危机时代这个艰难时刻，学习着从未尝试过的生存策略。万向集团鲁冠球的法则可能是最实在的，他认为企业的法则是适者生存，“谁能生存下来，谁就是好的。”

　　从传统汽车零部件生产向新能源汽车突破，一直被业内认为是万向集团的“冒险”。但鲁冠球不这么想。他对媒体记者说：“功到自然成。要有实力、实力、实力，要有愚公移山的精神。”

　　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格外关注中国制造。“金融业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但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黄金时代才刚刚开始”，他表示，中国工资快速增长、产业升级，可能成为全球经济的“引领之龙”，点亮工业化的火炬，并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把火种传播给世界各地那些低收入国家的勤劳人民”。

　　他强调，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要“走出去”，这会带动工资水平较低的国家快速发展，这本身也为中国制造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如果中国仅10%的制造业岗位流向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领头龙’就足以使该地区制造业就业总人数翻两番。”

　　经济评论人士任冲昊在其新书《大目标》中，给中国制造开出的“药方”，就是“输出工业化”——中国制造要面向亚非拉国家，不但输出制造品，还要输出制造工厂和工程师，这样才能为全球的经济危机找到出路。作为“80后”，这位新锐作者与林毅夫的观点不谋而合。

　　对中国制造而言，不论是向上升级，还是向外转移，都不是简单的事情，“它就像学生的年龄和学龄一样，年龄是一直慢慢地往上长，读书学习也要一年一年地往上进步，循序渐进。”

　　李才元则强调，希望危机能够促成中国制造“一次广泛的觉醒”，从“挣快钱”这种急功近利的盲动中觉醒，把资源和精力投入到技术积淀和创新创造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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