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者：佚名

　　“技术红利”到期了

　　最近几年的实践证明，仅仅依靠廉价劳动力的增长是“无发展的增长”，此类“比较优势”不是真正的优势，更是不能持久的优势。

　　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张茉楠认为，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变化不仅要体现在经济规模和总量上，更要体现在经济结构变迁上。随着中国要素价格体系的重估，以往“以资源促发展”、“以市场换技术”、“以利润换资本”的发展方式必须变革。

　　在她看来，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劳动力投入和出口拉动，没有形成技术、生产率和内需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但是，这种以低劳动力成本、低土地成本、低环境成本和较好的产业配套体系形成的“全球价值洼地”，如今正在被填平。

　　数据显示，1998年到2008年的十年间，我国工业企业利润平均增长30.5%，劳动力报酬年均仅增长9.9%，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远远低于资本回报率增长。

　　同时，由于中国制造业仍处于世界制造业产业链的中下游，出口的产品大多数是技术含量低、单价低、附加值低的“三低”产品，却大量进口高技术含量、高附加价值和高价格的“三高”产品。

　　尤其是加工贸易为主的出口，转移了其他一些发达国家对美的贸易，从而使得我国具有了虚幻的“贸易顺差”。而低价带来了增长，却并未带来利益和财富。可谓“赔本赚吆喝”。

　　经济分析人士袁剑曾形容，那种靠牺牲劳工利益、损害自然环境而追求片面“比较利益”的经济发展，压根儿不能叫做“竞争”，而只能称为“竞次”，只是比“看谁便宜”、“看谁敢于逼近底线”，这最终并不能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反而带来诸多弊端。

　　过去4年之间，全国人大代表、经济学家辜胜阻对全国20多个省自治区市1000多家实体经济企业进行了调查，发现中国实体经济“空心化”已非常严重，大量资本游离实体经济，典型例子就是温州9000亿民间资本变成炒资产的“游资”和“热钱”，类似的大量做实体经济的企业现在流行炒农副产品、艺术品。“人人都想赚快钱，炒房价，实业精神在消失”。

　　他认为，全球金融危机有“三大赢家”：一是以钱生钱者，如银行；二是以地生财者，如地方政府；三是垄断企业。而民营实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则在经受利润“比刀片薄”、融资难、用工荒，以及高成本、高税费等种种考验。

　　应该说，相比外部压力而言，实业的“空心化”才是中国制造肌体内生的“病灶”。这些“病灶”，恰恰是多年来片面追求廉价“竞次”的必然结果。

　　张茉楠称，中国制造必须从“竞次”的路径转为“竞优”的路径。“向下竞争”已在不断恶化我国经济环境，而包括工人工资在内的要素价格“变贵”，将对那些资源浪费型、环境污染型、劳动力成本低廉型的企业形成“挤出效应”或“倒逼效应”，让那些居于产业链低端、没有技术含量的企业，不得不通过增加技术和管理的投入，形成“向上竞争”的机制，靠提高劳动生产率来消化成本上升压力。

　　“制造业的困境，并非中国独有，这是个全球难题”，经济学家李才元认为，在各种生产要素中，“技术红利”消耗殆尽才是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持续低迷的根本原因。

　　他解释说，整个世界都处在“产业真空期”，西方国家从工业革命以来，一直都能通过技术升级而引领产业革命，来带动全球经济，可今天他们的能量似乎耗尽了。在经历了蒸汽机、电气化、重化工和信息化等诸次技术革命后，全球经济面临一个“空当”，新技术革命还“犹抱琵琶半遮面”。

　　而中国过去30多年，一直靠引进技术、让出市场来发展经济，如今“能换的都换来了”，剩下的“想换也换不来了”。

　　具体而言，在传统产业，西方还握有少数技术专利，虽不多，但都是维持自己企业高利润的“看家本事”，不可能让中国拿去。除此之外就是军工、航天等，关系到国家安全的战略产业和高科技，更不可能“换”给中国。

　　在新兴产业布局上，比如新能源领域，事关未来产业竞争的制高点掌握在谁手里的问题，西方国家更不愿意与中国分享，最近光伏产业的反倾销案例就是很好的证明。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恪守的传统“比较优势”战略几乎发挥到了极致，现在必须“下决心、靠自己”。一方面继续通过产业转移，向中西部和县级乡镇的市场纵深普及工业化；另一方面必须卧薪尝胆，力求在新兴战略产业上实现突破，进而在即将到来的“新技术革命”浪潮中占有一席之地。获得真正的“竞争优势”，中国制造才有可能走出当下的困境。

　　“我们可以举国争奥运、举国办高校、举国盖高楼，为什么不能举国搞科技创新呢？”李才元反问。

·上一篇文章：PPG对雅戈尔们的挑战
·下一篇文章：史玉柱退休给年轻人的启示

相关内容